“農民工”問題的反思

翻開民工檔案,上面有這樣的記錄:姓名——民工,曾用名—清理熟料库—社會盲流,學名——進城務工者,尊稱——城市新市民,昵稱——打工崽(妹),傢族封號——社會主義國傢主人。傢庭主要成員,爺爺——無產階級同盟軍,父親——人民民主專政核心成員。社會關系——國傢公務員、企事業單位白領、工人、軍人。有無前科——有制造社會不穩定因素紀錄。 農民工一詞來源於建國前後的民工,解放戰爭中,被征召參加部隊運輸以及戰地勞務的農民,稱為民工。建國初期,國傢在大型建設中也招募民工。民工雖說是臨時征用,但享受著和正式工人同樣的待遇,是一個被人尊敬,含有褒意的名詞。改革開放以後,大量農民擁入工廠,於是一個新的名詞——“農民工烟囱加固”就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詞典之中。他們中的許多人遊離於城市和鄉村之間,已經很難界定他們究竟是農民還是工人瞭。 “農民工”這個名詞一直在進化:由起先的盲流、打工仔,到後來的農民工、外來務工人員、城市新市民。名詞雖然不斷改變,但並沒有改變他們一直被歧視的社會地位。他們的子女不能進入城市公辦學校,他們不能在城裡買房,更享受不到城裡人失業醫療等社會保險。一些高檔社區還專門貼有“本小區沒有農民工入住”的告示,以顯示他們的安全。人大代表可以呼堵漏工具籲將農民工的稱呼改成新市民;企業可以將“民工之傢”換成“員工之傢”;輿論可以呼籲改善農民工的地位。但世俗的觀念,卻做不到農民工不受歧視。“農民工”其實就是一個廉價勞工的代名詞。 印度人在嘲笑中國人對農民工的歧視,他們搬出印度憲法:“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領土內自由遷徙,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權利。”其實,1954年頒佈的中國第一部《憲法》中也有過這樣的規定,“公民有居住和遷徙的權利。”但自1958年正式確立瞭戶口遷移審批制度後,這一條規定就名存實亡。1975年修正的《憲法》幹脆就取消關於公民遷移自由的條文。不要說農民不能遷入城市,就是從中、小城市遷入大城市也很困難。 農民工表面上看隻是城市中的一個弱勢群體,實質上它是社會發展中,城市對農村剝削的產物;是從社會貧富分化中產生出來的窮人一脈。他們的雙手,托起瞭北京的“鳥巢”,托起瞭上海的“東方之冠”。然而所有這些隻能代表城市的輝煌,城市卻沒有給他們留下空間。一位在北京打工8年,如今已經轉為白領的農民工,他想在北京買广州网站制作套房,卻依然無法貸到款。如今的農民工,脫胎而沒有換骨。 上海有個鐘點工阿芳,向媒體講述瞭她的幾個“不明白”。一不明白:“自己的爺爺奶奶都在鄉下,而保姆卻一定要找城裡人?”二不明白:“花那麼多的錢,卻養隻什麼都幹不瞭的寵物?”三不明白:“出門坐車,回隧道堵漏傢卻在跑步機上揮汗如雨。”對於她的工資,是錙銖必較。但寵物狗上美容院、進寵物醫院的花銷,無論多貴,卻從不計較。現在到任何一個城市調查,都會發現,工資掙得最少的一定是農民工。即使從事同一項勞動,農民工的待遇也必定低。同工同酬似乎不適用於農民工。城裡人,寧可待業,吃低保,也不願意去當環衛工人。而農民工,若能給他在車庫的一角擱一張鋪,再有個八九百元工資他們就相當滿足瞭。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時代,在這個時代,城裡人與農民如此需要被對方理解。在急速城市化的中國,進城農民與城裡人的關系是一個最矛盾的時代寓言:他們互相依存,又格格不入;他們一起生活,但待遇懸殊;他們不可分割,卻壁壘分明。他們出入在同一個小區,卻如霧裡看花;城裡人對這個共同生活超過30年卻依然被稱為“新市民”的階層,並沒有真正理解。造成這種隔閡的原因在於中國長期實行的城鄉二元結構。建國初期城,農村哺育瞭城市,農村無償的為城循泵房堵漏市提供土地,廉價的資源和勞動力。城市的發展實際上是以農村停滯發展為代價的。現在到瞭城市必須反哺農村的時候瞭,不改革城鄉二元結構的現狀,不真正改變農民工的地位。社會矛盾必然加劇,社會的發展也將失去和諧穩定的基礎。 2011.5.2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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